做官与做事

**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，抱定一生不做官的宗旨。解放前曾多次拒绝了国民党政府以高官厚禄的邀请。建国时期，百业待兴，亟待各界德才兼备的知名人士参与人民政府的工作。有鉴于此，周恩来亲自到黄培炎家拜访，恳请他担任政府公职。黄老抱定初衷说：“我如今72岁了，还能做官吗？”周恩来充满敬意地望着老人回答说：“这不同于旧社会的官，现在是人民政府，不是做官，是做事，是为人民服务。”一句话说得黄老顿然醒悟，只好欣然“出山”。

1949年10月19日，黄炎培被任命为政务院（后改为国务院）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。很多人对此不理解，包括他的儿子黄大能曾问他，为何一生拒不做官，怎么年过七十反而做起官来了？黄炎培说：以往坚拒做官，是不愿意入污泥，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，我做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官啊！

“不是做官，是做事，是为人民服务。”周恩来寥寥数语，不仅感动了四次拒绝做官“宁静致远、淡泊明志”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，也与千百年来“当官就是做老爷”“做官就是发财”的封建官权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，把共产党的“官”和传统观念上的“官”的界限划得清清楚楚，点明了其本质的区别。

“做官就是做事，就是为人民服务”，正由于抱着这样的为官之道，周恩来毕生襟怀坦荡，光明磊落，淡泊名利，从不争权争位，一生视金钱为粪土，始终甘当人民的公仆，俯首甘为孺子牛，为人民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周恩来的一生，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，有时甚至超过18个小时。1972年周恩来患病以后，只要身体尚能支持，他就坚持工作。从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，共做了大小13次，平均40天左右一次，到1975年6月，他的体重只剩下30.5公斤。这期间，除了批阅、处理文件外，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就有161次，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，会见外宾63批，在会见外宾前后与陪同人谈话17次，在医院召开会20次，出院开会20次，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。他从来都没有把人民交付的权力作为私产，而是将之作为人民的重托，在生前“持荐轩辕多少血，词华和梦同捐”，在去世后连一捧骨灰都没有留下。梁衡在《大无大有周恩来》一文中讲到他的“六个大无”：死不留灰、生而无后、官而不显、党而不私、劳而无怨、去不留言，说到底就是一个无私。总理在甩脱自我，真心实现“大无”的同时却得到了别人没有的“大有”。有大智、大勇、大才和大貌——那种倾国倾城、倾倒联合国的风貌，特别是他的大爱、大德。

然而不知从何时起，现实中的某些官员早就把周恩来的“做官就是做事，就是为人民服务”的为官之道忘得一干二净。说得直白一点，其从政的目的，并不是为人民服务，而是为了做大官发大财，根本不配“人民公仆”的称号，也谈不上权为民所用、利为民所谋、情为民所系了，自然会遭到人民群众的唾骂和抛弃。倘若再不改正的，即使做了大官，也难免摔跟头，甚至很有可能因为贪欲而沦为人民的罪人。

做官就是做事，就是为人民服务。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在中央全会上满怀深情地说：“我出来工作，可以有两种态度，一个就是做官，一个是做点工作。我想，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？既然当了，就不能做官。”要做事，不要做官，这是小平同志的人生追求，也是他鲜明的革命风格和崇高品质的集中体现。郑培民有句名言：“做官先做人，万事民为先。”扎扎实实做事，是践行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这一党的宗旨的重要体现。做事是一个人能力、才干的外在展现，不论是上级指示的、领导交办的、下级请示的、同事委托的、还是群众急办的，都要认认真真地去办，而且办得明明白白。做到像周恩来教诲的那样，做共产党员的“官”是为老百姓办事。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。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这是清代画家郑板桥当知县时的感怀。作为党员干部，必须不断洗涤思想上的尘埃，对人民群众常怀忧虑与急切，诚心诚意去办事，尽心竭力解难事，坚持不懈做好事，心系群众。

大型古装电视剧《天下粮田》中主角刘统勋常念叨一句话：“当官要当无品官，做事要做有品事”，后来成了他的口头禅。古代官分九品，每品有正、从之分，共十八级。刘统勋念叨的当“无品”官，就是舍弃高位重权不做“朝廷官”，而甘愿在底层做一名与民同甘共苦的“百姓官”。由此可见，当无品级的百姓官，才是真正行的有品之事。广大党员干部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，更应当摒弃“官本位”的思想，立足平凡的小单位、小岗位、小职位，尽职尽责、尽心尽力，实实在在干事，做一名有品德、有品格、有品行、有品质、有品位的爱民亲民、务实重行的好干部。

作者：郑言

责任编辑：周慧